平心而论，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法理学者无论个人资质、家学渊源、国学功底、游学经历，其实还没有完全超越民国时期的学人，可能还自叹弗如。

德肖维茨重点检讨了三种关于权利来源的理论：一是古典的自然法，二是(古典的)法律实证主义，三是作为第三种方案的德沃金的权利理论。(37)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探寻权利与其背后的支持性价值就是一个弥合缝隙的过程。

也就是说，并不是关于利益的每一种主张都可视为权利，类似于自主性这样的内在理由构成了其成为权利的内在理由⑦。John Finnis,"Natural Law:The Classical Tradition",in Jules L.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21.这是菲尼斯在回应法实证主义者Jules L.Coleman and Brian Leiter对其权威理论的批评时所写下的一段话，如下这个总结几乎成为批评自然法理论的标配，但其实也许是基于误解：要成为法律，一个规范必须为道德所要求。强推定来源基于立宪背景的客观价值秩序，这也是司法审判(尤其是宪法法院的审判)的基本要求，因为法官不能拒绝裁判。除此之外，权利之来源还有存在意义上的理解，即权利为何而存在，否则就失其规范基础。所以在存在宪法法院的国家，(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可以通过宪法法院来实现，这也有助于法律的清晰性、确定性和法律秩序的融贯性。

进入专题： 权利 来源 事实性 有效性 。因此，除非每一方都想声明放弃关于正当(Right)的任何概念，否则其必须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离开自然状态(因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遵循他自己的判断)，与其他人联合起来(无法避免要与其他人互动)，服从于一个公共的合法的外在强制(subject itself to a public lawful external coercion)，并因此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在其中，被承认为属于它的东西由法律来决定…… 因此从自然状态进入到康德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此种请求权原则上不得转让和继承，这与物质损害的赔偿性质迥异。

对处于临终阶段的患者，如对其进行非常规的痛苦性治疗（如维生治疗），必须征得其本人的明示同意。根据该条，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更正或者删除。６．应针对自动化处理与网络画像（digitalprofiling）做出规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学界对人格权编草案理应给予比其他各编更高程度的关注，以确保民法典的立法质量，切实提升中国的人格权的保护水准，也为比较法贡献中国的模式与方案。

因此，建议该条文进一步加以明确:涉及或影响人类基因组、人类胚胎改变的行为，应当以治疗疾病和提升人类福社为目的，并依法通过伦理审查，不得危害人类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我国民法学者提出信用权，正是受到了德国法此条文的影响。

实践中，往往只有在使用特定的工作邮箱等极少数情况下，才可以单独或结合其他信息识别出特定的主体。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政治决断，具有深远的政治与法律意义。三审稿继续保留了二审稿的规定。一般说来，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方式属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而损害赔偿等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方式属于侵权请求权。

二审稿草案第788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如未尽到此义务，应对消费者负赔偿责任。（二）关于信用权 德国和美国法律中均有所谓信用权的规定。2019年8月的人格权编三审稿在整体上基本保留了二审稿的内容，在人格权和隐私权的定义、个人信息的范围等方面有小幅修订。

但现有的人脸支付仍然存在一些合法性层面的问题，譬如，采集人脸等生物信息是否得到信息主体的同意？所采集的信息的处理与存储规则为何？用来比对的身份信息来自何方？该机构提供比对信息是否获得信息主体的同意？ 其实，人脸识别技术是生物识别技术的一项内容。关于名誉权部分，十分重要的是，除了消极防御权能，还应突出人格权的积极权能。

当前，只有极少国家允许按照患者的意愿实施积极安乐死（例如医生注射毒针结束患者生命）。显然，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画像技术在人的保护方面所带来的风险。

法典化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起草者的‘综合能力和判断力所能达到的高度。法国1976年12月22日法律确立了器官捐献的三项原则：推定同意原则。而三审稿草案第810条所列举的侵害荣誉权的方式（非法剥夺荣誉、诋毁贬损荣誉、荣誉称号记载错误等），究其实质，所侵害的其实都是其他类型的人格权（名誉权或个人信息等）。2013年印度也对其刑法进行了修订，第３５４Ａ节对性骚扰做出了类似的定义。现行法律及民法典草案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定于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客观上造成了放纵侵权人的后果，显然不利于保护受害人。显而易见，这是对2018年11月贺建奎基因编辑事件的立法回应。

这一责任形式在公法上亦有广泛适用，从国际范围来看，政府就历史上的错误行为向受害者或其家属做出正式道歉的事例，并不鲜见。第六，修订第960条规定，将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恢复为《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为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预留余地，尤其解决非营利法人的非物质损害赔偿问题。

居于最外层的则是公共圈（sphèrepublique），这是指公众可以自由获取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属于公共生活的范畴，法律不对其给予特别保护。在个人的违法行为（破产除外10年之后、被采取税务扣押措施并缴纳税款7年之后，此类负面信息应当删除。

信用体系更不能成为评价公民所有行为的网罩，否则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带来严重的威胁。媒体在收到回应之日起，三日内告知是否刊载。

这也标志着中国立法机关正式决定在未来的民法典之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对人身权这样一类不可恢复的绝对权而言，适用赔礼道歉对弥补受害人的痛苦有着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非财产性的行为责任，赔礼道歉是人格权被侵害的补救措施，非金钱价值所能衡量和替代，性质上属于恢复原状。就此而言，以欧盟GDPR条例为例，第13条第２款规定信息控制者在收集信息时，应向信息主体提供个人信息的存储期限。

就此而言，印度的司法与立法经验值得关注。其次，精神损害具有严格的属人性，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只能由被侵权人本人主张。

有鉴于此，建议人格权编草案能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权利人针对媒体所享有的回应权，这也正是人格权的积极权能的重要体现。信用权中的查询、异议、更正、删除都是个人信息权的内容。

由于敏感信息与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关系密切，对敏感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有可能给人权保障带来特别的风险。其中，第16-9条规定：本章的规定属于公共秩序，明确宣告了其强行法性质。

而通常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特定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与保障。而在我国，人脸识别技术在当下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人脸支付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有学者提出，建议草案增加对用人单位违反防治性骚扰义务应承担责任的规定，在用人单位未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时，受害人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赔偿。此外，还应区分人体要素与产品。

３．将现有的第791条行动自由保护条款前移至人身自由的条文部分（第７７４条）。还有，基因编辑必须考虑未来世代的利益，因为对未来世代会产生目前无法估量的影响;因此，此类行为不得危害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得危及未来世代的健康利益。

回应在篇幅上应与所针对的报道大体相当，媒体可以拒绝刊载篇幅过长的回应。当然，过错可以采取推定的形式。

尽管很多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多年，受害人或其家属仍然享有要求道歉的权利。为受害人投诉提供相应的协助。